那些放弃高薪、回家考公考编的大学生,现在后悔了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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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考公考编是否是人生退路”上了热搜——毕竟,谁没说过“实在不行回家考个公务员”呢?
对大学生而言,考公考编曾经确实是个“备胎”选择,不过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下,今时不同往日。
2023年国考总报名人数突破250万,相比去年增长了50万人,同比增长25%,达到了近十年之最,而能“上岸”的却只有3万余人,资格过审平均竞争比为60.5:1,最大竞争比超5800:1。
27地的省考人数超过了500万,竞争比例60:1。
数据来源:国家公务员局
不只是国考和省考,为了尽可能提高上岸的成功率,不少毕业生选择了乡镇政府。
山东禹城发布事业编招聘公告时,只计划招聘400多人,没想到吸引了3万多人报名,2万余人缴费。
图片来自抖音用户@叶子。
在过去这是难以想象的: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学生心甘情愿争抢一个县级城市的编制呢?宇宙的尽头是编制?
4年前,一位云南高中生在工地上搬砖的时候,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今年他毕业了,选择回老家当公务员,进了昆明某个区的区委办公室。
为什么毕业生们为了编制,主动放弃大城市、回到小县城?那些因为编制选择回县城的毕业生们,现在又怎样了?后悔还是庆幸所做的选择?
小冯是个四川姑娘,本硕就读于一所北京双一流大学,2024年就要毕业了。
反复纠结后,她下决心要考公。但目标不是北京,也不是成都,而是家乡附近一个很小的城市。
她绩点很高,大四时顺利保研,研究生期间也连着两年拿到了一等奖学金。按理说,是很有得选的。但小冯的理由非常简单:在北京生活太累了。
豆瓣小组里的求助帖
“我在这儿待了7年了。”其实小冯的导师愿意收她读博,但她感到疲累,“每次不得不挤一下早高峰晚高峰,我就觉得好累,不想在这儿待了。而且可能一辈子都住不到自己的房子,何必呢。”
那省会城市呢?小冯能数出近几年的省考人数:“省考不比国考容易,考哪个我都会焦虑半年,从初试一直焦虑到政审、体检。想一想就暗无天日。”
2023年四川省报录比,数据来源: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她索性选择了小城市:“这样把握大,对自己好一点。”
但哪怕是这个十八线小城市,也有太多人抢夺那几十个位置。小冯加了当地的考公群,大家维持微妙的合作与竞争关系,时不时还会上演一点“攻心计”。
“想不到吧,只不过是这么一个小地方。”小冯划着屏幕,“有人会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,在群里问问题,这样能摸清别人掌握多少信息。”
她曾经是那个知无不言的人,自从被朋友提醒后,她也开始“说话留三分”。
豆瓣考公小组之一,组长希望大家只交流心情,不允许分享资料
虽然说着“把握大”、“少焦虑”,小冯依旧拿出了高考般的准备阵仗。“我之前觉得我肯定是学历最好的吧,没想到还有好几个985的,甚至有人考了两次。”
甘心吗?从北京一下撤回到地图上不起眼的角落,哪怕再不喜欢首都的生活环境,资源的差距依旧需要适应。
“这里的生活就是一眼看得到底。”小冯摸着快有一人高的考公资料,读研期间的学术书籍已经暂时被清理进纸箱,“我自己也知道,但我真的意识到,我没什么抗风险能力。而且还不一定能考上呢。”
考公资料,来自知乎用户@忆旧时12
小冯的师姐阿文也要回家考编了。此前的秋招与春招,她一直瞄准游戏公司。
阿文喜欢有创造力的工作,喜欢年轻的新兴行业,也终于拿到了一家小公司的offer。
但家人说什么也不能接受。高居不下的失业率令所有父母担忧:现在是有工作了,那将来呢?能保证不被裁吗?公司里都是年轻人,是不是说明干不到40岁?
阿文回答不上来。她说服不了父母,被迫放弃了offer,准备考家乡的编制:“他们觉得考到手的岗才放心。”
“我自己呢?我不知道。”阿文有点迷茫,她难以像小冯那样全然下定决心。
她不想过肉眼可见的平淡生活,又因父母的劝阻而倍感动摇,“现在大家都觉得稳定最好,也许确实不应该不信邪。”
今年9月,小章已经在老家旅游局工作两年了。
两年前,她毕业于北京一所211的管理学专业。本科四年,她收获之一就是自己的专业有多难找工作。
小章的家乡是个“十八线小城市”,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回来工作,导致整个城市人口流失严重。
当地商户在小红书感慨人太少
“明明是个市,为什么人流量这么小”,这是当地所有商户的共同困惑,却也是小章最终选择回家的原因:竞争是真的少,而且由于家乡并没有什么景点,旅游局的工作大概率很清闲。
事情也的确如此。小章如愿以偿拿到了“铁饭碗”:
每天,她骑着小电驴出行,上班只需五分钟。9点上班,但迟到一点也无所谓,几乎没什么实质性工作,同事们聊聊天、吃吃零食,一天就过去了。不到五点,办公室就空了一大半。
小章的小电驴,每天推出去就可以一路骑到单位
填补空白的,是大量琐屑的话题:催恋爱催婚,学区房买在哪儿最划算……小章仿佛能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加入了“本单位单身列表”中,即将不顾她本人意愿地出现在相亲环节中。
“小城市公务员”的生活前所未有地具象化了。“在北京,20多岁多年轻呀。但就前两天,办公室里一个姐姐跟我说,‘20多不小了,该结婚了’。”
小章曾经有个“北京梦”。她希望毕业后能留在北京,进私企,过上“都市丽人”的生活。她口才很好,擅长和人打交道:“从小到大,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‘社交型’的人。”
为什么不想试了呢?也许是因为北大硕士毕业的表哥最终只在深圳郊区找到了一份教职,在一所初中教计算机。
“那可是北大硕士,我凭什么能比北大毕业的强?”疫情期间,经商的父母每天都在计算损失,小章前所未有地感到惊慌:“别的工作说没就没了,必须进体制内。”
日剧《我,按时下班》中对年轻人工作心态的精准概括
现在,留给她的舞台只有偶尔开展的旅游文化推广活动。所有人心知肚明,这只是为了年终总结时不太难看。
但作为主持人登台的一刻,小章还是感到了久违的雀跃:工作一年多,她终于能离开嗑瓜子的声音。
大多数年轻人都有同样的判断。“下基层”是“高情商”说法,实际上,大家是被“挤进”县城的。
不过,这并不意味着小章不能从中获得意义感:“我报了个播音主持班,以后会越来越拿得出手的,毕竟是亮相的活动呀。”
小章也慢慢找到了平衡生活的方法。她买了丙烯画材料,又报了个街舞班:“反正我多得是时间。”
她试着享受清闲:“以前一直说要学的东西,现在终于有时间学了,也挺好的。而且房价真的很便宜。”
小章从市图书馆借来的《呼兰河传》。她开始一本本读以前感兴趣却没有翻开的书
如果问她后不后悔回老家考公的决定,小章的态度仍旧是斩钉截铁的不后悔。
回看这几十年,“铁饭碗”的口碑经历了一个“U字型”的变化:
曾经它令人垂涎三尺,接着被兴起的市场经济抛之脑后,而如今,它再度成了年轻人投靠的安全港。
麦可思最近发布了应届毕业生就业重心报告,一线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正不断下降;
与2018年相比,2022年在县城及以下地区就业的本科生增加了27%。
类似的选择问题其实一直存在。大约十年前,“大城一张床还是小城一套房”的争论也曾一度流行。
那时,我们讨论的是一种主动选择:机会与安逸,远方的憧憬与眼前的幸福。
2015年,《奇葩说》专门有一期节目讨论了这个问题
而现在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似主动实则被动地进入了体制内。生活面前,价值观争论似乎显得过于浪漫了。
“大城市”吸引力下降,并不是年轻人真的对北上广深不感兴趣了,而是成本与风险已经高到让部分人觉得,没有什么生活值得如此。
日本“社畜”的肺腑之言
尽管,进入体制可能也是进入围城,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底层公务员的无奈,体制内的迷茫和焦虑,或许只有身处其中的人自己知道。
张雪峰也聊到了“考公考编”,他一如既往地现实:当公务员、进事业编,没有想象中那么“稳定还有钱”。
张雪峰的直播截图
不过“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”,就如同小章反复自问的那样:我凭什么就比别人更好呢?我不愿意回去,有的是人愿意,那不如我来。
他们已然接受可能存在的落差,只是仍忍不住怅然。坚定如小冯,偶尔也会在瞥见群里的招聘信息时,停下翻书的手。
而有些人则最终忍不住开始后悔,想要逃离体制这座围城。
豆瓣“逃离体制内”小组
考公考编真的是人生退路吗?答案因人而异。失业率屡攀高峰的今天,我们无法苛责什么。
小章列举她进入互联网大厂的朋友们:加班到晚上12点,实习一年马上要转正了,突然说裁就裁。
“如果和在北京每天挤两个小时地铁,还随时可能失业比,我可以接受现在的生活。‘铁饭碗’还是不一样啊。”
“我是为了我自己回来的,思来想去,还是我自己开心最重要。”
体制究竟是铁饭碗,还是另一座围城,因人而异;
进不进入、后不后悔、逃不逃离,可能只有自己才最清楚。
所以回退到现实,去县城考公考编、进入体制是否真是“人生退路”已没有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意识到,孩子所处的时代和我们当时已经不一样了。
体制这个铁饭碗,也不是当年那个铁饭碗了,并不一定等于所谓体面轻松稳定的生活;
以及孩子需想清楚,它是不是一条被自己真正接纳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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